索忍尼辛一生的歷史,就是一部與極權主義永無休止地纏鬥的歷史。[1]
~戈魯伯科夫(1998)
著名俄羅斯作家[2]索忍尼辛於2008年8月3日深夜病逝,享年89歲。儘管這一消息在各國大報刊、網路平台與新聞媒體皆見刊載,但針對這一則新聞的處理方式與相關消息的連結兩方面來看,卻或多或少可以再現目前這位作家在不同國度的際遇、評價與地位。處理索忍尼辛的訃文時,曾為共黨國家的俄羅斯,以及不知道現在還算不算是個“典型”共黨國家的中國大陸,兩國各大媒體幾乎是口徑一致哀悼著「民族良心」、「俄羅斯良心」,或是「象徵良知、自由與偉大」的逝去。[3]霎時之間,這些過去在蘇聯時期打擊索忍尼辛不遺餘力的蘇俄與中國官方報紙與新聞機構,像是<<莫斯科共青團報>>、<<共青團真理報>>,或是中國的<<人民日報>>與新華社等等,頓成了吹捧索氏生平功績的最得力的媒體。而俄羅斯前總統與現總理(或者說現任地下總統來得更恰當)普京公開弔唁索忍尼辛,稱索氏的逝世乃是「對俄羅斯沈重的打擊」,並在其遺體旁獻上一束紅色玫瑰,在中俄兩國媒體報導裡,這些鏡頭與新聞則是與索忍尼辛逝世消息相關連結比例最高的一則。轉眼之間,過去曾為KGB要員的普京,原屬於加害索忍尼辛的一方,卻搖身變成頌揚他為聖徒的推手。最有趣的是,在1970與80年代曾經大力推崇這位蘇聯制度反對者的英、美、法等「西方國家代表」,以及當時自稱為「自由中國」的台灣,媒體輿論對於索忍尼辛逝世的新聞處理,反倒不像這些後(偽)共黨政權一樣地熱烈熱衷。甚至還有一些英美文評家一改過去對索氏作品的頌揚欣賞,直陳它們不但體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風格,更承繼了托爾斯泰好為人師的嘮叨色彩。[4]雖不過二三十年光景,人、事、物的劇烈變換,如果缺乏歷史的回顧和跨國時空政治與文化背景的瞭解,不明就裡的人們或許要問,這到底是演哪一齣鬧劇?
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姑且先不爭論二十世紀的蘇聯究竟應該歸屬於哪一方),不同時空或任何背景出身的人文學科評論者,時至今日都鮮少懷疑過索忍尼辛在他所處那個「殘酷時代」的境遇裡所展現的堅靭與勇氣。索忍尼辛生於1918年,正值俄國大革命結束後第一年,是所謂的「生長在紅旗下」的新生代。巧合的是,他的生日與他生平最恨的史達林是同一天,是12月11日而不是坊間一些讀物所列的11月12日。[5]尚未出生就失去父親的索忍尼辛,在少年時代時是一位愛國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隨著蘇聯解體後釋出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索忍尼辛青年時期的實際生活,與台灣從1950至1980年代多數關於這位作家的讀物中所刻畫的「反共義士」,是有一段距離的。索氏在少年時就加入了共青團,早已是共產黨員,而不是像那些著作所云,被逼著加入共產黨而不願就範。[6]
從1924年至1941年索忍尼辛一直住在頓河上的城市羅斯特夫,進入當地大學的物理數學系就讀。1941年10月8日索忍尼辛應徵入伍,1942年末從軍官學校畢業後上了前線戰場,隨軍隊直攻至東普魯士,因戰功而獲二級與紅星勳章。這一段生活經驗,有一部份寫入了他發表的一首一千三百七十六行的史詩,中譯<<普魯士之夜>>[7]。若以俄羅斯傳統黃金與白銀時期各家詩學的審美角度來評論,我認為<<普魯士之夜>>是一部失敗之作。這部作品在主旨、意象、想像、結構、用字遣詞等方面,不但無法繼承上述兩時期傳統文藝的優渥遺產,而且再現更多的反而是史達林主義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作品的文風限制與想像貧瘠,陳腔濫調,了無新意,無法開創新局,所以值不值傳世,大有問題。
儘管如此,戰爭的多方面殘酷景象與人員的犧牲,使年輕的上尉索忍尼辛開始懷疑共產主義的教育,並在與朋友尼古拉.維特克維奇的通信中批評列寧與史達林,因而鋃鐺入獄,在未經審判的方式下被送往集中營接受八年勞改。他的處女作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2),還有<<古拉格群島>>(1973-1980)的第一部份,就是根據作者自己這段真實經驗,描寫史達林時代勞改營受刑者的生活。八年的勞改生活裡,前五年是在莫斯科郊區與莫斯科的勞改營中度過,最後三年則是流放至中亞地區。最初四年在「泥(俄文縮寫НИИ的音譯)」這座勞改營中的生活,如同他在<<第一圈>>(1968-1978)裡所描繪的,是處於「黑手黨的棍棒之下」。[8]
索忍尼辛回憶,1953年三月傳來了獨裁者史達林的死訊之後不久,他的生活情況正巧是「惡性腫瘤猛然侵襲他的生命,得知的同時醫生也宣布他的生命已不超過三個星期」。[9]後來,癌症卻奇蹟似地被治癒了,索忍尼辛自己認為,「這是上帝的神蹟」,他因此相信是時候執筆寫作,方能從上帝手中得到延緩死亡的證明。[10]作家這種個人瀕死的可怕經驗,思考生與死的哲學,在索氏的短篇小說<右手>與中篇小說<<癌症病房>>(1963-1966)裡多有著墨。1956年二月蘇聯共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會中赫魯雪夫秘密地批判史達林,也因為政治風向已有轉變,1957年索忍尼辛服刑期滿而獲得釋放,恢復名譽。索忍尼辛便定居於伏拉基米爾鄉村地區,並在當地中學任教數理課程,這段生活印象的敘述則成了作品<瑪特遼娜之家>(1963)的主要基調。
1962年全蘇聯作家協會機關雜誌<<新世界>>的總編輯特瓦爾朵夫斯基收到索忍尼辛的稿件,也就是著名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經特瓦爾朵夫斯基的幫忙與內部傳遞,當時蘇聯領導赫魯雪夫才有機會閱讀了索忍尼辛的手稿。赫魯雪夫讀畢後對此中篇小說大表激賞,也正因如此,這篇作品方有可能發表問世,並刊載於<<新世界>>第十一月號。該期一出,蘇聯國內外為之震動,索忍尼辛也因為這篇中篇小說揚名國內國際,而辭去中學教師的職位,加入全蘇聯作家協會,專心寫作。
1964年末,隨著赫魯雪夫的失勢,蘇聯政壇保守勢力重新崛起。索忍尼辛當時仍在撰寫一些批判史達林時代的作品,如<<第一圈>>,稿本橫遭沒收。接下來的幾年內,幾部作品雖然零零碎碎仍在<<新世界>>期刊發表,但是長篇小說<<癌症病房>>第一、二部分完成後,就算經全作家協會莫斯科分會向各報章雜誌推薦出版,卻均遭拒絕,最後僅能自費經由地下出版。多數台灣研究者與讀者較少注意到,索忍尼辛在申請<<癌症病房>>出版的過程中,其實一直抱持著與蘇聯官方協商以求出版的許可,所以才會在1967年5月22日全蘇聯作家協會第四次大會開會前遞送公開信,要求當局廢除書報審查制度,並呼籲政府給遭受中傷與迫害之作家提供抗辯的權利。然而,這樣的一封公開信,最終卻成為西方國家在冷戰時期裡用來做為反蘇宣傳之工具。索忍尼辛的這些遭遇與另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作家巴斯特納克相似,但兩人的個性截然不同(當然所處的時空環境也不同,前者面對的是布里茲涅夫,後者面對的是史達林),致使兩位作家在個人命運與創作藝術的道路上更顯迥異。不像後者一樣對官方俯首,對於反蘇宣傳一事,索忍尼辛悍然拒絕表明態度。隔年,<<癌症病房>>竟在法國與義大利報章雜誌上刊登連載,儘管索忍尼辛去函抗議西方未經作者同意,逕行出版其作品,但是這些跡象卻更讓蘇聯官方堅信,索氏用的是一面與之協商、一面唱反調的兩面手法,進而將他從蘇聯作協除名。
1970年索忍尼辛獲諾貝爾獎之後,遭受到來自蘇聯內部更為惡毒的誣陷。之後不久,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島>>在國外出版,內容強烈譴責蘇聯政權和共產黨,索忍尼辛也因此被強行驅逐出境。直至此時,索氏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才清清楚楚地切割開來。在歐洲短暫的漂泊與美國的定居歲月裡,索忍尼辛曾多次公開發表反對共產主義的激烈言論。在冷戰的歲月裡,這些論述使得西方國家與「自由中國」為索忍尼辛在諾貝爾桂冠之外,更掛上了一塊「反共義士」的金字招牌。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過去冷戰時期鮮明的是與非、善與惡、個人與集體、自由與極權的二元邏輯推論,一位「反共義士」自然地就被假定為「自由之師」的圭臬。可是,這樣的二元對立結論,在冷戰後期與後冷戰時期,卻被多元化的可能性給推翻。定居於美國佛蒙特州的索忍尼辛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除了公開抨擊共產黨的惡質之外,也將隆隆砲火對準美國墮落的民主自由與懶惰的物質生活。針對索忍尼辛的嚴厲指責,英美輿論界有了愕然和嘩然的兩種不同反應。冷戰後期與結束後,英美一些記者對於索忍尼辛長期在美國生活卻沒有出版過一部令人激賞的作品,難免一陣嘲笑與奚落。[11]
根據索忍尼辛的個人境遇、全部作品、公開言論和台、中、英、美與蘇(俄)的報導評論來看,我認為索忍尼辛所要的自由,絕對不是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自由,而是沙俄制度下「俄羅斯東正教式」的自由。當代儒學大師牟宗三在冷戰後期的一次演講中曾經提及,「索忍尼辛既不要蘇聯那一套,也不要英美這一套的自由」。牟先生認為索忍尼辛對於近代西方文化發展史沒有相應的瞭解,確為灼見。[12]然而,牟先生並沒有理解索氏想走的第三條路,那條路絕不是牟先生所建議的古中國的,而是沙皇時代「俄羅斯東正教」的自制與謙卑。在講詞裡牟先生除了逕自開展自以為應該要走的第三種選擇—─中國古代道德與自由,更進一步地駁斥了索忍尼辛對於「共產主義也是人本主義一支」的說法。我認為牟先生對於近現代俄羅斯與蘇聯的文化發展,還有索忍尼辛本人及其作品,套用他批評索忍尼辛的講詞,「實在沒有相應的瞭解」。索忍尼辛根本不在乎自己對於西方文化是否瞭解,他所關心的從來就是西方社會中嚴重的精神危機現象,以及如何雷厲風行地解決現階段問題的手段方式。這位作家主張的自由一直以來都不是「絕對的」、「全然的」與「個人的」自由,而是「有限制的」集體自由與「自發自制」的個人自由。重要的是,在這些自由的範疇裡能夠產生和諧的集體勞動與相互理解。由此方可清楚地理解,索忍尼辛為何會發文稱讚蔣經國主政下的「自由中國」與頌揚日本式的「自我抑制」與「相互理解」。[13]然而,索忍尼辛關於蔣經國的“自由”中國與日本社會的這些言論,在時代的變遷下是否能夠禁得起考驗,是值得我們思索的。除此之外,這位作家對於一心改善西方社會精神危機的主張與欲望,也同時體現自己的個性,如一些俄國評論者所云,索忍尼辛個性裡追求完美主義的傾向是永無止境的。[14]這種追求完美,還有無時不刻小心翼翼的態度,可以從他在1982年10月16日至26日在台灣訪問的過程與記錄中找到佐證。針對這一個性,索忍尼辛也開玩笑地指出自己是個「吹毛求疵」的人。[15]
索忍尼辛的「俄羅斯東正教」自制,不論是在冷戰時期或是冷戰剛結束的時期,較不能為世人所理解。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蘇聯與西方的社會裡找不到一個符合索忍尼辛的理想,而且十分具體的典型。但是,在1994年索忍尼辛回歸祖國俄羅斯後,特別是2000年後普京執政八年期間,這位作家曾多次地公開褒獎這位前KGB要員的總統,並頌揚他為「俄羅斯靈魂的拯救者」和「東正教的擁護者」。索氏還辯稱普京維護國家安全,必要地限制一些向西方搖尾乞憐的個人主義者的人身自由,是完全正確且符合他意的。[16]如果在這些專訪裡,索忍尼辛的論述是真實可信的,那麼普京執政下的新俄羅斯社會,也就符合了索忍尼辛過去一直追求的俄羅斯式自由。儘管如此,這種說法卻不由得使人聯想,前幾天北京奧委會發言人王偉在回應西方媒體對於北京民眾申請示威的案件全被撤回時,所發表的言論:「西方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中國民主有中國自己的民主方式」。[17]兩相對照,難免讓人覺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後冷戰時期的歷史事實與發展,卻不得不使我們警覺、回顧、重新探索與評論索忍尼辛。
假設1953年史達林沒有被貝利亞毒死,或是按蘇共說法是腦溢血過世,我相信索忍尼辛這個名字或許就將在歷史中消失。索忍尼辛的為人與作品藝術風格都不像巴斯特納克一樣柔軟、細膩、多象徵而隱晦,可以在極權主義最盛時期仍找到一絲夾縫,有獨特自創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生存之道。更重要的是,也因為這兩者截然不同的為人與作品風格,在時代的變遷下,索忍尼辛的率直文風是否能如巴斯特納克的細膩彌新一般,禁得起考驗?索忍尼辛在蘇聯文壇崛起,一部份拜赫魯雪夫為瓦解史達林主義的政治時勢所賜。在蘇聯文壇被除名而消失,也有部分原因來自赫魯雪夫的失勢。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時,正是他在蘇聯文藝界被迫害地最為嚴重的時刻,難免招來不少英美文評家批評,索氏作品能得獎原因大部分來自政治因素。
一些英美學者曾私底下對筆者開玩笑地說,在冷戰時期裡很多英美作家其實都很羨慕蘇聯作家,因為只要敢在蘇聯體制下以死反抗到底的作家,就有機會戴上諾貝爾的桂冠青史留名。姑不論這些玩笑反映了多少事實,擺在眼前的是,索忍尼辛一旦離開了俄羅斯這塊大地,離開了他筆下殘忍而冷酷無情的國度,他在美國賴之維生的創作確實不若以往犀利且撼動人心。1994年回歸俄羅斯後,他所發表的這些支持普京的言論與即將出版的全套作品,都留待歷史的證實與時代的考驗,索忍尼辛究竟是老眼昏花還是慧眼獨具,恐怕不是一蓋棺就能立即論定。
[1] Голубков М. М.,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20-90-е годы), под. ред. С. И. Кормилов.-М.: МГУ, 1998.-С.420.
[2] 索忍尼辛不論是在散文作品或是公開演講中,曾多次提到西方輕率地把「俄羅斯人」與「蘇聯」等名詞概念混為一談,這一點他不僅無法贊同,更覺心痛。關於索氏不認為自己是「蘇聯作家」的諸多意見,可參見<<索忍尼辛與自由中國>>(台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82)一書多處。
[3]關於俄羅斯主流平面媒體的報導,可參酌<<莫斯科共青團報>>
http://www.mk.ru/blogs/MK/2008/08/04/society/364898/
<<共青團真理報>>http://kp.ru/daily/24141/359490/ 等。
中國方面,可參照中國官方網路媒體像是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8/08/content_9051370.htm,<<人民日報>>http://www.022net.com/2008/8-5/442057152963066.html
與中俄官方合作的網路新聞媒體的報導http://big5.rusnews.cn/xinwentoushi/20080804/42221360.html 等等。
[4] 關於這些英美主流媒體報導與文學評論,可參見下列幾個網頁: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370000/newsid_3372300/3372331.stm
http://entertainment.timesonline.co.uk/tol/arts_and_entertainment/books/article4460110.ece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pdfarticle.php?id=10319
[5] 這些讀物像是<<索忍尼辛與自由中國>>,見註3,或是劉孚坤與吳瓊恩合編的<<索忍尼辛的震撼>>(台北:先知出版社,1976)等書,都弄錯了索忍尼辛的出生月日。
[6] 這些著作除了上註的兩本書之外,還包括了王少陵等著的<<勇者的證言: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說及反應>>(台北:中央日報出版社,1978),以及吳豐山等編著的<<索忍尼辛及其訪華始末>>(台北:自立晚報社,1982)等書,都誤以為索忍尼辛不是共產黨員。
[7] 索忍尼辛著,李魁賢譯,<<普魯士之夜>>(台北:桂冠出版社,2000)。
[8] Васильев В. 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под. ред. Т. Н. Нагайцевой. –СПб: Нева, 1998.- С. 395.
[9] 同上註。
[10] 同上註。
[11]Richard Pipes, ‘Solzhenitsyn's Troubled Prophetic Mission’ , The Moscow Times, 7 August 2008,
http://pda.moscowtimes.ru/article.php?aid=186820
[12] 牟宗三,<<從索忍尼辛批評美國說起>>(台北:聯經出版社,1979),頁11-15。
[13] 參見索忍尼辛,<給自由中國>與<現代日本的選擇>兩文,收錄於<<索忍尼辛與自由中國>>,見註3,頁11-28。
[14] 符.維.阿格諾索夫主編,凌建侯等譯,<<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頁510。
[15] 吳福成專訪,<訪王兆徽教授談索忍尼辛>,收錄於<<索忍尼辛及其訪華始末>>,見註7,頁109-110。
[16] 參見索忍尼辛的幾篇俄文報紙專訪,網頁如下:
http://www.viperson.ru/prnt.php?prnt=1&ID=256960 與
http://www.kp.ru/daily/23942/70820/print/
[17] 見2008年8月18日國際奧委會北京奧組委例行新聞發佈會:http://www.beijing2008.cn/live/pressconference/pool/mpc/n214557736_1.shtml
2008年9月1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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